地方“兩會”陸續(xù)開幕，參政議政的季節(jié)再度來臨，代表委員們作為參政議政舞臺上的主角，其言行自然受到民眾的廣泛關注。尤其是那些涉及到公民權利保障和民生利益維護的議題，更是牽動著民眾的政治神經(jīng)。

　　近些年來，無論是地方“兩會”還是全國“兩會”，代表委員們“敢說”的風格成為“政治季”亮麗的風景。憂國之前程、民之生計，參政議政的氛圍愈發(fā)濃厚，代表委員們對職責的認識也愈發(fā)明確，參與的熱情亦不斷高漲。

　　但“敢說”并不等于胡說、亂說。參政議政過程中，誠然需要各種不同的聲音和創(chuàng)新的思維，求同存異，以助推社會的發(fā)展和問題的解決。不過，“求同存異”有個很重要的前提，便是所有的聲音和思維必須以人性為標尺，以民眾最根本利益為準則，以遵循基本常識為基礎。如果意見和聲音不能建立在這些基礎上，甚至顛覆常識和倫理，非但解決不了問題，反倒有傷民意。

　　近日，深圳市政協(xié)委員、深圳市人民檢察院副檢察長唐泰來，建議通過大力度拆違行動，增加外來人口的居住成本，通過制造“生存壁壘”讓他們“無地可住而不得不離開”。(1月10日《南方都市報》)這樣的建議，無論是對于深圳包容開放的城市品質(zhì)，還是對憲法所賦予民眾自由流動和遷徙的權利，還是公民財產(chǎn)不可侵犯的神圣權利，無疑都是深重的破壞。

　　作為來自政法系統(tǒng)的政協(xié)委員，應該不會不知道治安狀況的好壞，司法機關有著難以推卸的責任。去年大運會，作為主辦城市的深圳祭出驅(qū)逐“治安高危人群”的爛招，可謂與唐委員的這種思維異曲同工。不去反思自身的職責，以簡單粗暴的方式驅(qū)逐和隔離“治安高危人群”，以為就能讓深圳的治安環(huán)境變好。這樣的治理方式，顯然是推卸治理責任的懶政思維，違背了起碼的行政倫理，也侵犯了民眾的基本權利。而建議加大拆遷力度，唐委員顯然并沒有感受到城市大拆大建對這個社會造成的深重痛感。制造“生存壁壘”，無疑是在制造自由遷徙的壁壘，也是在制造文化融合的壁壘，不但缺乏人性溫暖，更是對民眾權利和法律尊嚴的踐踏。

　　同樣的荒誕，在廣東佛山人大代表方明身上也得以體現(xiàn)，她認為“百姓是教好的，不是養(yǎng)好的，就像溺愛的孩子不可能是孝子，溺愛的百姓也可能比較刁民”。(1月10日《廣州日報》)作為一名教師，提出這樣的觀點，或許是來自職業(yè)習慣吧。當前的教育，所謂教化已經(jīng)異變成簡單粗暴的意識灌輸和勒令服從，方明代表顯然是不會理解公民啟蒙的意義，也不可能理解獨立自由的思考和表達環(huán)境對文明進步和公民素質(zhì)提升的重要性，更不會懂得公民有不服從的權利。

　　伴隨著公民權利意識的覺醒，民意早已過河，民眾早就在意識上拋棄了政治生活中的“戀父情結(jié)”，可方明代表卻依舊固守這種思維在摸石頭。豈不知權力乃民眾通過權利讓渡所賦予，權力治理社會服務民眾、民眾監(jiān)督權力，這么簡單的邏輯和最基本的權力倫理都搞不清楚，提出的建議難免讓人恍若隔世、莫名驚詫。公民教育在于啟蒙，不在于管束，學校教育同樣如是，看來方明代表得好好補補公民課、權利課，不但對參政議政有所裨益，對其從事的教育事業(yè)恐怕也有用處。

　　而這些，僅僅是兩個違背甚至顛覆政治常識和權力倫理的個案而已。聯(lián)想到近些年來層出不窮的“雷人提案”，其出現(xiàn)的根源之一，便是參政議政者常識和倫理缺乏。代表委員們拋掉了“帶屁股參會”的習性，還得剎住用屁股說話的慣性，多了解一些常識和倫理，以免嗆鼻的“雷語”污染了參政議政的環(huán)境，辜負甚至傷害殷殷民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