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背景鏈接

    隨著城市化和現代化的進程，由于小汽車出行方式的特有優(yōu)勢，誘發(fā)了城市汽車交通的快速膨脹，從而把逐年遞增的汽車出行總量與市區(qū)有限道路容量的矛盾推到了難以承受的極限。這一現象，在我國的一些大城市表現得尤為突出，北京也因此由首都變成了“首堵”。治理交通擁堵問題是大城市面臨的一項重要工作。本文將對治理擁堵問題做詳細梳理與深度解析。

    二、答題框架

    在緩解大城市的交通擁堵問題上，首要的一條是“限車令”，矛頭直指數量龐大的私家車。但是問題是，這個規(guī)定只針對私家車，公務車顯然已成為治理擁堵的死角。因此，在有限的道路面積上，不但要降低公務車的數量，還要嚴格監(jiān)管公務車使用的頻率、效率和成本。

    原因一，對于城市擁堵中公車和私車各自應占的比例，目前沒有也很難做出精確的估算。如召開中非合作論壇北京峰會時，中央駐京單位按照50%、北京市屬機關單位按80%的標準封存所屬公車，49萬余輛公車齊刷刷入庫封存，即使當時沒有針對社會車輛的強制車號限行手段，北京交通之通暢也給市民留下了良好的印象，甚至有網民呼吁“峰會不要走”。公務車對大城市交通擁堵的“影響力”可見一斑。而同時，公務車數量減少未必對公務執(zhí)行造成影響。

    原因二，以公務車改革為突破口，不但可以有效緩解大城市的擁堵問題，還有利于促進政府部門職能的轉變和行政作風的轉變。例如，根據《國務院辦公廳關于深入開展全民節(jié)能行動的通知》規(guī)定，除特殊情況外，各地公務車按牌號尾數每周少開一天。在落實公車限行之前，山東省提出采取公車輪休舉措后，相關人員可采取公務車“拼車”、選乘公共交通工具和非機動交通工具出行等方式。這充分說明，公務并非一定要使用公務車才能辦，公務員必須把公事乃至私事一定要駕的觀念徹底摒棄，這也是政府機關轉變作風的重要一環(huán)。

    原因三，公務員更有責任在公交出行上做率先垂范。目前，北京也在倡導百姓公交出行、低碳出行、綠色出行，并把公交出行率作為衡量城市交通狀況健康與否的重要指標之一。實踐證明，機關單位的公務車尾號限行持續(xù)很長時間以來，絲毫未影響政府的辦公效率。因此，應當堅決深化公務車改革，嚴控公務車數量，加強監(jiān)管，杜絕公務車成為特權車。

    在公務車改革過程中，相對公務車車價、排量、新增數量等“硬指標”而言，公務車的行駛里程、油耗、維修保養(yǎng)費用等“軟監(jiān)管”則更難實施。今年9月底，浙江省審計廳副廳長岑國榮代表省政府向省人大常委會作審計情況匯報，審計結果顯示：部分維修企業(yè)利潤空間偏大，公務車輛儼然成了維修企業(yè)的“唐僧肉”。這說明，公務車改革在長期“緩步徘徊”中，在維修等隱蔽環(huán)節(jié)又滋生了新的毒瘤，亟待引起相關部門的高度重視。

    綜上，不但要降低公務車的數量，還要嚴格控制公務車的使用頻率和使用成本，進一步改善城市擁堵現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