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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國古代的“城”“市”

    關于工業(yè)革命與城市的發(fā)展這里不再論述，現在我們把目光轉向中國古代城市。中國城市誕生的公式：“城——王權”+“市——商業(yè)”=“城市”。

    中國古代城市，就性質而言，始終不曾脫離政治堡壘的特征，純粹商業(yè)性的城市從不曾占到主流地位。政治地位是城市的根本命脈，城市經濟淹沒在小農經濟的汪洋大海中，無關乎整個國計民生。長期以來，商業(yè)不是一種目的，而是維持政治性城市自身生命活動的一個條件，一種需要，在這個意義上，中國古代商業(yè)可以看作是整個國家統(tǒng)治機器上不可或缺的一個部分。但由于商品經濟與封建統(tǒng)治者賴以立足的自然經濟之間天敵般不可調和的矛盾，它又始終得不到長足的發(fā)展。

    其實，中國古代的商業(yè)與城市不論在產生的時間還是空間上都有著如影隨形般的關系�！兑捉�。系辭下》曰：“庖犧氏沒，神農氏作，列廛于國，日中為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貨，交易而退，各得其所。”堯舜時不僅產品交換的領域已相當廣泛，并且有了賤買貴賣贏利的意識�！豆茏�。揆度》篇說堯舜時期“北用禺氏之玉，南貴江漢之珠”，說明黃河流域部落和西北、長江流域之間已有交換�！痘茨献�。修務訓》載“堯之治天下也”，“得以所有，易其所無，以所工易其所拙”�！妒�子》說舜“頓丘買貴，于是販于頓丘，傳虛賣賤，于是債于傳虛”。禹時商品交換成為治國安邦的大計之一，據《尚書。皋陶漠》載，禹在治水時曾說：“暨稷播，奏庶艱食鮮食。樊遷有無化居。丞民乃粒，萬邦作義”。意思是：又和稷一道教民播種百谷，給人民提供糧食和肉食。發(fā)展貿易以互通有無，人民才得以安居樂業(yè)，天下也就可以太平了。這些都發(fā)生在中國城市起源的時期。

    不過商業(yè)不是城市的直接動因，城與市很可能是分離的。在考察中國初期城市的形態(tài)和性質時，張光直認為這種新的聚落形態(tài)包括這樣一些要素：一、夯土城墻、戰(zhàn)車、兵器；二、宮殿、宗廟及陵寢；三、祭祀法器（包括青銅器）與祭祀遺址；四、手工業(yè)作坊；五、聚落布局在定向與規(guī)劃上的規(guī)則性。

    從這里不難清楚地判定城市的政治、軍事本質和王者君臨一切的地位。內中無有市場的位置并不奇怪，因為對于王者來說，交換在他們的生活中并不象在百姓生活中那樣占有重要的地位，市場無涉他們利益的根本，自然不成為早期城市必然的構件。倒是手工業(yè)作坊更為重要，因為不僅一些生活用品，禮法器皿，而且貯糧器物、兵刃利器等軍備物資也出自這里，因而更具戰(zhàn)爭價值，因而與城池密不可分。

    不過按理推測，城附近該會有市�！兑葜軙�。殷祝解》記載湯起兵時“民聞湯在野，委貨扶老攜幼奔，國中虛”。“委貨”就是扔掉商品，從這里看，如果市不在城中，也必在城的附近。

    商代是中國古代商業(yè)大興時期，《尚書。酒浩》稱妹土人“肇牽車牛，遠服賈”。郭沫若解釋道：“肇者，始也，可見，在周初人的眼目中認為商行為是始于殷，大約就因為這樣，所以后民稱經營這種行為的人便為‘商人’的吧”。不僅平民以此為生計，貴族亦率先經營此道。貝作為貨幣廣泛使用，而且出現了目前世界上發(fā)現的最早的金屬貨幣銅貝，它的出現反映了當時商品交換的發(fā)展已經達到了一個相當的高度。

    市，已發(fā)展成為一種具有明確概念和固定形態(tài)的事物，故殷彝器金文中有“市”字出現。《商書。盤庚》有“若撻于市”等記載。在這樣普遍的商業(yè)活動中，城市以其特有的優(yōu)勢肯定會成為商品集散的樞紐，《六韜》上記載：“殷君善治宮室，大者百里，中有九市。”但考古勘探至今尚未發(fā)現“市場”遺址。已發(fā)掘的商代都城，從前期的鄭州商城，稍晚的湖北黃陂縣盤龍城，到后期的安陽殷墟，它們共同的組成要素和基本的布局結構是：第一，城墻、濠溝或兩者相結合作為防御設施；第二，作為政治中心的宮殿區(qū)設在城的東北部，全城以此為重心；第三，墓葬區(qū)分布在四周外圍地帶；第四，手工業(yè)作坊也分布在外圍地帶；第五，居民點分布于四周外圍的農業(yè)、手工業(yè)地區(qū)。

    唯獨不見市的蹤影。如何解釋這種現象，我們認為主要還在于城與市是松散的連帶關系。城帶有市，但市不屬于城的核心組成部分，在空間上二者處于分離的狀態(tài)。一個城可以帶有多個市，在一定的區(qū)域面積內組成“政治+經濟”的聯合體，行使中心的職能。前引《六韜》所載就是這種松散聯合的一種形式。后來完整意義的城市的誕生是這種聯合體在空間上的收縮聚攏。其次，市場既然不成為城的重要部分，不可避免地在物質形態(tài)方面發(fā)展不力，故難有長留的遺址。

    西周城市作為宗法分封政體和禮制社會組織的一個部分，進入政治制度的序列，具有了上層建筑的意義，較之前代城市單純的暴力工具形象，升華到了一個新的層次，建立了我國早期政治型城市的一種典范。一套營國制度對許久以來營都建邑的經驗作了階段性的總結，制訂了各級城邑嚴謹而規(guī)范的模式。以王城而言，市與宮、朝、祖、社一道，成為城的結構元素之一。但必須指出，這個市屬“宮市”性質，是為君主的生活服務的，所以《周禮。內宰》規(guī)定“后”主“市”。對于城市沒有什么實質性的影響。

    周人重農，以為本業(yè)。“工商食官”，依附于統(tǒng)治機體。與周朝社會嚴密的禮治秩序相一致，商業(yè)貿易也處于嚴格的規(guī)范之下。除了各級城中之市以外，在王都周圍500里以內也作了規(guī)則的市場布局，《周禮》記載：“凡國野之道，十里有廬，廬有飲食，三十里有宿，宿有路室，路室有委。五十里有市，市有堠館，堠館有積”。又從《周禮。地官。司市》及《禮記。王制》等文獻來看，西周對市場作有全面的組織管理，概括起來有如下措施：一、限制參與流通的商品；二、貴族不得直接參加交易；三、規(guī)定市的類型與各種人等交易的時限，市外不準交易；四、設置專職來掌管市場秩序稽查、驗證、稅收等事；五、商品以種類價格按肆排列，加強市門管理。

    在施行有效的監(jiān)控之后，一方面可以保證必要的商品交換，另一方面也扼制了商業(yè)的進一步發(fā)展。城市的經濟活力極其微弱，各級城市之間表現為層層控制的政治關系，經濟上的聯系是次要的。龐大而缺乏動態(tài)活力的城市網絡，是國家穩(wěn)定的一個保障。

    春秋戰(zhàn)國，禮崩樂壞，城市的舊制體系也受到劇烈的沖擊。政治因素，戰(zhàn)爭因素和經濟因素是導致城市變革的三大根源，而最具革命意義的，當數經濟因素。而且，政治、戰(zhàn)爭對城市影響的深刻性，也最終體現在經濟形式上。

    戰(zhàn)國年間，中國商業(yè)發(fā)展掀起了一個迅猛的高潮，其洶涌之勢一直波及到西漢。突出發(fā)展的商品經濟是社會經濟基礎和包括意識形態(tài)在內的全部上層建筑發(fā)生翻天覆地大變化的一個直接因素。大約從桓文以后的春秋后期到戰(zhàn)國年間，整個社會變成一個追逐的社會，成為“天下熙熙，皆為利來，天下攘攘，皆為利往”，所有士農工商各色人等無不孜孜求利，“財幣欲其行如流水”。在這樣的勢如卷席的商品洪流里，市場興旺事屬必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