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高考歷史一輪復習西方人文主義精神的起源知識點

 　古希臘先哲的思想中充滿了人文主義精神,強調(diào)人的尊嚴和價值，下面是育路網(wǎng)整理的西方人文主義精神的起源知識點，希望對考生有幫助。

　　人文主義(humanism)是指社會價值取向傾向于對人的個性的關懷，注重強調(diào)維護人性尊嚴，提倡寬容，反對暴力，主張自由平等和自我價值體現(xiàn)的一種哲學思潮與世界觀。

　　人文主義這個詞實際上很晚才出現(xiàn)，它來自與拉丁文中的humanitas，古羅馬作家西塞羅就已經(jīng)使用過這個詞了。德國啟蒙運動時代的哲學家將人類統(tǒng)稱為Humanity，當時的人文主義者稱他們自己為humanista。而Humanism這個詞卻一直到1808年才出現(xiàn)。

　　人文主義是文藝復興核心思想，是新興資產(chǎn)階級反封建的社會思潮，也是資產(chǎn)階級人道主義的最初形式。它肯定人性和人的價值，要求享受人世的歡樂，要求人的個性解放和自由平等，推崇人的感性經(jīng)驗和理性思維。而作為歷史概念的人文主義，則指在歐洲歷史和哲學史中主要被用來描述14到16世紀間較中世紀比較先進的思想。一般來說今天歷史學家將這段時間里文化和社會上的變化稱為文藝復興，而將教育上的變化運動稱為人文主義。

　　從另一個角度說，人文主義并沒有統(tǒng)一的定義。因為許多不同的人稱自己或被稱為人文主義者，而他們的世界觀以及他們對人的觀念可能很不相同。有些人文主義觀念互相之間非常矛盾。在自由民主的、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和新教或天主教的思想學派中都有人文主義的派別。甚至古羅馬的時候就已經(jīng)有今天可以被稱為人文主義的思想流式。那時的人文主義當然與文藝復興或啟蒙運動的人文主義非常不一樣。約翰·沃爾夫岡·歌德和弗里德里希·席勒的人文主義往往被稱為歷史主義，而威廉·馮·洪堡的人文主義則與啟蒙運動的人文主義完全不同。文藝復興時期哲學被看作是思想的根本，而在洪堡的時期科學被看作思想的根本。

　　人文主義是一種哲學理論和一種世界觀。人文主義以人，尤其是個人的興趣、價值觀和尊嚴作為出發(fā)點。對人文主義來說，人與人之間的容忍、無暴力和思想自由是人與人之間相處最重要的原則。

　　現(xiàn)代的人文主義開始于啟蒙運動，在啟蒙運動中人文主義被看做是不依靠宗教來回答道德問題的答案。在啟蒙運動的人文主義中，超自然的解釋一般被忽略，人們將這種人文主義也稱為“世俗人文主義”。 [編輯本段]總體詞語概念　　相信人的本性有巨大的潛力，而不相信宗教的超驗的價值。

　　人文主義作為一種文化和文學力量在16世紀文藝復興時期的歐洲達到高潮，這與那個時期對古典文學和藝術的熱情，正在增長的個人主義，多才多藝的男子應當成成為國務活動家、詩人、學者和勇士的理想是一致的。P.錫得尼伯爵就是文藝復興人文主義的偉大典范。 [編輯本段]西方人文主義的內(nèi)涵　　根據(jù)前面的疏解，人文主義在西方文化中的不同發(fā)展階段，其特點和功效容有差異，然其所以成立的機緣卻是驚人的一致，這便是唐君毅所說的都是“由于欲對治或反抗某種文化上的偏蔽而興起”，而決不是從人自身的覺悟而進入。這兩種進路，前者取外在的反顯觀解進入人文主義，后者取內(nèi)在的主體證悟進入人文主義。前者不能開“道德主體”之門;后者可以開“道德主體”之門。但真正的人文主義，唯有開“道德主體”之門，才能臻于綜攝的籠罩形態(tài)，而成為領導文化生命的最高原則。因此，始終未能叩開“道德主體”之門，為西方人文主義各階段的最大特點，也是形成其限制的根本原因。

　　西方的人文主義之所以不能打開道德的主體之門，這與西方文化中的思考方式有密切的關系。前面說過，西方文化是以“神本”或“物本”占統(tǒng)治地位。就“神本”來說，這是要拉空甚至撤消人的主體性，把一切都交付于至高無上的神。所以，在宗教上越虔誠，便越是要消解掉自己的主體性，“將自己投擲于神的面前而徹底皈歸于神”。在這里，當然不存在打開主體的問題;再就“物本”來說，西方文化的心思全在把握外物之理上，這樣，以客體為主而欲把握其理，則主體方面最當行的機能便是“理智”，理智撲著外物轉而活動。主體若只限于撲著外物而轉的理智上，至多只能盡觀察、分析、推理之能事。并不能打開主體之門，超越地分析、批判主體的各種能力。故主體之門在“物本”這里依然是閉鎖的。克就西方的人文主義而言，雖然西方的人文主義者叫囂要回到“人本”，然切就他們所開出的人文主義而言，如前所述，并沒有真正地回歸到“人本”，或者說，并沒有真正打開“人”這個“本”。就他們所開出的人文主義的形態(tài)來看，實際上依然是停留在“物本”上，至多只是一種特殊的“物本”。也就是所，他們只是把“人本”作為一種特殊的“物本”，這當然也不能開“人”這個主體之門了。這樣看來，無論“神本”、“物本”，還是所謂的“人本”，都是站在“客體”方面而有所成，并不能收縮回來站在“主體”方面，叩開主體之門以見其所成。在西方文化中，真正能觸及主體之門的是作為啟蒙思想的完成者和克服者的康德。康德從客體方面收縮回來，以三大批判分別透顯主體在成就知識、道德和審美三個方面的能力。他在這三個方面的哥白尼式的回轉，使得他不但在啟蒙思想所提出的“抽象知性”的基礎之上，進一步透顯了知性主體。從這個意義上說，他是啟蒙思想的完成者。而且進一步檢定了知性主體的限度，從而更進一步地透顯出道德主體和審美主體。從這個意義上說，他是啟蒙思想的克服者。但是，康德畢竟是一個純粹的哲學家，他之透顯各種主體，乃是通過先驗的批判，他要拉掉內(nèi)在于生命的存在感受，這是一種純粹的、抽象的哲學思考。此適合于講批判哲學，但并不適合于講人文主義，因為人文主義，如前所言，必須內(nèi)在于生命而開啟一個質實的居間領域。而康德由先驗批判而透顯的主體，無法避免其抽象性，他所透顯的各種主體，只是知識的邏輯圓滿。也就是說，他只是把各種主體作為知識放在他的義理系統(tǒng)中予以解析，檢定限度、厘清分際。這樣，各種主體在康德那里，只是有概念性、形式性，故我們說康德只是觸及了主體之門。

　　但人文主義要成為領導文化生命的最高原則，就不能從康德的那種概念性的主體之門進入。因為概念都有一定的內(nèi)涵和外延，這表示任何概念都有一定的限制性。但作為文化生命領導原則的人文主義，不能有這種限制，它應該是“一切建構一切成就之本”，這是現(xiàn)代新儒家對人文主義的基本看法。故唐君毅說：“人文主義不僅不會與一切含真理的主義相敵對，而且他(它)正當肯定在各種人類文化領域中，之各種主義相對的價值”。這就是說，真正的人文主義是以人為“本”來建構人自身的文化，而不是一種哲學學說之一，故應該綜攝、消融一切有價值的思想與文化�，F(xiàn)在的問題是：人文主義的開啟點在哪里呢?要找到這個開啟點，這既不能取西方各階段的人文主義所走的外在的反顯觀解之路，因為如前所述，它們并沒有真正地回歸到人這個主體之上;亦不能取康德的先驗批判而透顯各種主體之路，因為同樣如前所述，這各種主體因其形式性與概念性的限制，并不能完成人文主義所本有的綜攝、消融一切有價值的思想與文化于其內(nèi)的理想形態(tài)。這樣，要找到人文主義的開啟點，便只能走中國文化內(nèi)在于生命、生活的逆覺、證悟之路。

　　孟子曰：“人之所以異于禽獸者幾希”(《孟子??離婁下》)。中國文化就是要在人的具體生命中凸顯出這個“幾希”，以開啟其內(nèi)在于人的生命、生活的人文世界。這個“幾希”既確保了人之為人的意義，并由此而開啟了真正的人的生活。但這個“幾希”并不同于十八世紀德國的人文主義者，如歌德，借助柏拉圖的“理型”而提出的“人格”概念，它是內(nèi)在生命、生活而逆覺、證悟出的一個精神實體。這個精神實體可以切就孟子的“性善論”而說“性體”，亦可以切就陽明“良知教”而說“心體”，其實皆是一“道德的主體”。中國文化始終肯定在人的生命中有一個完全可以自我作主的道德主體，只要去作操持涵養(yǎng)的工夫，則這個主體便自然會在生命中呈現(xiàn)。故孔子曰：“仁遠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論語??述而》)，“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論語??顏淵》);孟子亦曰：“惻隱之心，仁也;羞惡之心，義也;恭敬之心，禮也;是非之心，智也。仁、義、禮、智，非由外鑠我也，我固有之也，弗思耳矣。故曰，求則得之，舍則失之”(《孟子??告子上》)。在中國文化里，通過人格的修養(yǎng)工夫而呈現(xiàn)的道德主體(心體或性體)，才是真正的人之“本”，人文世界即是由這個“本”所開啟。正因為人文世界系由道德主體所開啟，故它并不是一種義理系統(tǒng)，而是一種精神境界，乃至強健的生活態(tài)度(“強健”取“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之意)，這就不是西方的人文主義所能盡其意的了。所以唐君毅說：“將中國之人文主義譯為Humanism時，在內(nèi)涵上受了委屈。”中國的人文主義是在由道德主體所開啟的精神境界中綜攝一切真理，消融一切價值，即在這種精神境界的潤澤中，一切真理與價值不至于發(fā)生偏執(zhí)與流弊。這若借用莊子的話說，便是：“其于本也，宏大而辟，深閎而肆，其于宗也，可謂稠適而上遂矣”(《莊子??天下》)。

　　西方各階段的人文主義，為了救治文化上的偏執(zhí)與流弊，外在地、對顯地構造一義理系統(tǒng)，其結果是雖克服了這一種偏執(zhí)與流弊，而自己卻不知不覺地生發(fā)了另一種偏執(zhí)與流弊，這個中的關鍵是：他們始終沒有找到文化的生發(fā)點，以中國文化來說便是：道德的主體沒有被打開，文化便不能依靠人自身的覺悟而臻整全。其結果便是：“多得一察焉以自好”，而不能“備于天地之美，稱神明之容”(《莊子??天下》)。中國的人文主義之所以能使一切調(diào)適而上遂，關鍵是它打開了一個“宏大而辟，深閎而肆”的道德主體，故在這里的一切，可以“備于天地之美，稱神明之容”。何以能如此呢?乃是因為人類的一切文化成就，皆系這個“宏大而辟，深閎而肆”的道德主體依其自身覺悟所漸次開發(fā)出。這樣，人類的文化成就便不是“得一察焉以自好”的主觀建構，而系這個作為文化基點的道德主體質實地流出。關此，牟宗三曾有一妙解。他認為，中國文化內(nèi)在于生命、生活本身所覺悟到的道德主體，它是一個圓輪，亦是一個中心點，或者說“道樞”，人若在此不能提挈得住而得其全，則這個圓輪亦可上下、內(nèi)外、正負地開，此上下、內(nèi)外、正負之開即是世間各種文化系統(tǒng)和哲學：

　　1、上下的開。道德的主體一旦成為生命的主宰，則上帝亦可內(nèi)在化，人若不能隨此的內(nèi)在化而提升生命，則多從人的負面性(如罪惡)與有限性著眼而蟄伏于上帝的全知全能全善的威嚴之下，此即是基督教的形態(tài)。

　　2、內(nèi)外的開。道德主體本是“宏大而辟，深閎而肆”的，這表明文化系由這個主體由內(nèi)向外的開辟。但人若只站在外面的某一點，見其相對的客觀性與獨立性，由此而展開為文化或哲學。如：就宇宙論方面說，“脫離那主體主義的中心而向客觀主義走，建立那客觀建構的宇宙論”;就存有論方面說，“脫離那主體主義的中心而向客觀的獨立的存有本身之體會走，建立那客觀自性的存有論。……面對實有而站出來，把自己掏空，一無本性，一無本質，然而完全服役于實有便是人的本性、人的本質”。西方文化中的各式的宇宙論、存有論(或本體論)大約皆如此，這用《易經(jīng)》的話說，便是“后天而奉天時”的開。然而這些各式的宇宙論、存有論(或本體論)若要尋求其最后的根據(jù)，必須克就道德主體，至“先天而天弗違”的合，始能最后站得住。

　　3、正負的開。從道德主體的踐仁盡性達到圓熟之境，則一切平平，一切落實，即儒家的所謂“興于詩，立于禮，成于樂”的境界。但人若在此平平落實處，只見到那形而下的器而膠著于事相上，則易從負面著眼，從“空”、“無”兩方面來觀察宇宙人生。從“無”方面說：“無”卻那事相對事相的執(zhí)著，人為造作的不自然，而超顯那自然無為的境界，此即為道家;從“空”方面說：“空”卻那事相緣起流轉的自性而當體證空，此即為佛教。

　　最后，道德主體的踐仁盡性而至圓熟平平之境，則“抬頭舉目渾全只是知體著見”，則是“天下歸仁”。但人若在此提挈不住，不知是“知體著見”，而只見到“抬頭舉目”之生理活動，如是，只去研究這生理活動本身，此即為科學。

　　以上所說，包括宗教、哲學和科學，均系于道德主體所開發(fā)出，這才真正盡了“人文主義之為一切建構一切成就之本”的全蘊，這才真正使人文主義成為一個綜攝的系統(tǒng)，不與一切含真理與價值的文化相對立，并能使之調(diào)適而上遂，成為領導文化生命的領導原則。正因為如此，方可以說，要完成人文主義的全蘊，其唯一進路便是打開“道德主體”之門。

　　但上述牟宗三的分疏，完全是一種理論的解說，是切就“道德主體”作為文化之本的義理解析。但人文主義，前文說過，必須內(nèi)在于生命、生活本身開啟一個質實的居間領域。人的內(nèi)在于生命、生活的質實的居間領域主要包括：欲望的滿足(幸福)、宗教的祈向和美的愉悅(審美)。真正的人文主義必須意涵這三個方面，才能內(nèi)在化“神本”與“物本”，真正地回到人這個“本”上來。這才是真正的“極高明而道中庸”。這里將主要論述中國由“道德主體”所開啟的人文主義在“幸福”問題上具有怎樣的表現(xiàn)和深刻內(nèi)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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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責任編輯：郭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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